北京西路铜仁路交界处，门牌号为333号的，是一幢嵌着绿色砖面外墙的，环抱着北京西路和铜仁路的围墙，围墙内是一幢四层楼高的绿色弧形建筑，外观如一艘邮轮，隔着马路远远望去，犹如一抹烟花翠绿的都市中的苏堤柳荫，四周叠起的摩天新建筑非但没有令她有落伍老土之感，而且也掩盖不住她的清华之气，更在一簇面目模糊划一的城市建筑中，衬出其几分自恋的孤寂。
老上海，惯称其为“绿房子”。
读素素的“建筑——一部上海史”之文，提到与上海建筑渊源深远的匈牙利籍世界级建筑大师邬达克L·E·HUDEC，他在上海的二十年中留下几十件建筑，“最后一件作品，完成于1938年，是一座具有现代风格的私人别墅”，文中这最后一件作品，就是这幢位于铜仁路333号的绿房子。屋主是颜料大王、旧上海富商吴同文，他是我丈夫的外公，因而知道一些有关的故事。
绿房子竣工之日，邬达克对吴同文拍胸脯：“我可以向你保证，即使再过五十年，这幢房子的现代感仍是超前的，哪怕再过一百年，我相信她仍不会Out！她应该可属经典之列。”
为了确保其经典的独一无二，吴同文连设计图纸也买断，锁在保险箱里，惜已毁于“文革”！绿房子内全部家具，均是位于南京西路的美国名家具公司度身订做。
1939年上海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专门报道：“……此建筑为全远东区第一豪华住宅之一，它的设计风格，是超现代的……”为一睹这座超现代的远东第一豪宅，当时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特地登门造访，并应吴同文之邀在二楼鸭蛋形的大理石餐桌共进晚餐合影留念，不料就此埋下日后的祸根——与“毛选”中的“别了，司徒雷登”大唱反调，难怪吴同文在“文革”中只有死路一条！
绿房子造价具体多少，连我婆婆（吴同文的大女儿）也记不清。不过，在1948年圣诞前夕，曾有某国外交官愿以一条万吨邮轮再加五十万美金现金代价买下这幢绿房子作领事馆，此时吴家二公子刚从圣约翰大学无线电系毕业不久，血气方刚大想作为，且此时蒋家王朝已岌岌可危，便竭力怂恿父亲卖掉绿屋南下香港再展鸿图，但吴同文不舍得这幢绿房子，那是他的心灵中的“樱桃园”。“我死，也要死在绿房子里！”不幸此话一言道中。1966年8月，他与姨太太用咖啡送下大量安眠药，再打开煤气，双双死在绿房子里。
绿屋内外，层层叠叠，都是故事。往事如一本已经风吹雨淋的老式毛边账本，陈年老账条条款款，虽有记载，但到底谁欠谁，已模糊不清。终于我在稿端写上“蓝屋”，小说中主人公名字，信笔写上顾传辉。
去年突然发现绿房子前架起脚手架，拆去之后，绿房子犹如破了咒的美人，焕发出青春和艳丽。吻醒这位睡公主的王子是来自台湾的著名建筑师顾传晖，与我“蓝屋”中主人公名字酷似，且又同庚。他拿出名片笑眯眯地递向我：“……我是你‘蓝屋'里的顾传辉（晖），我回到老屋了。”原来，他已听说绿屋有个小说版。
现实版的顾传晖父母都是上海人，父亲是飞机机械师，1948年赴台湾公干就此落地生根，1958年顾传晖生于台北，1997年回到故里上海，并参建了如浦东机场、上海大剧院等著名项目。
一日他驱车偶经绿房子，职业敏感令他坚信，这定是世界级大师之作。最后终查实是大师邬达克的杰作，他为此兴奋不已，花费了想象不到的周折和努力，拿到了绿房子的租赁权，并斥资八百万左右人民币令她重显光彩！一楼二楼作吧房会所，三楼四楼为他的建筑师事务所和居家。
在一个秋阳微醺的周末，绿房子二楼原设有弹簧地板的大厅，响起了沉寂了半个世纪的舞曲旋律。我们五十多个新知旧友，在这里划开新的舞步。绿屋“蓝屋”的故事，就在这样的旋律中翻开崭新一页，期待不久可奉给读者。
文／程乃珊 |
